地下代孕市场调查③｜规章不允、法律未禁，立法如何补位（ 放宽护照管理?移民局回应 ）

尽管不被允许，国内地下商业代孕市场仍暗流涌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采访多家地下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在大量的需求下，有的机构声称去年营业额过亿，有的机构被查后，换个地点重操旧业；疫情发生后，因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转向国内地下市场的订单明显增加。

代孕

国际上对商业代孕持禁止、合法及仅允许志愿代孕三种态度，我国目前完全禁止代孕。但专家分析指出，国内规制代孕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方面并未明确。代孕产业在“政府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下滋生，传统的生育秩序和伦理道德不断被冲击。

多位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面对国内火爆的地下代孕市场，应该“疏堵结合”，在禁止商业代孕的同时，监管和立法层可以探讨是否允许志愿代孕的存在。

辅助生殖市场的供需失衡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2019年12月发布的《发现精子发育过程中蛋白质翻译激活重要机制》一文披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20年不孕不育率从6.9%升至17.1%，其中近50%是男性因素导致。

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这一数据还将不断提升。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调研预计，我国不孕不育率到2023年或将增长到18.2%。

此外，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由于年龄等因素自然受孕困难。同他们一样渴望拥有孩子的还有众多失独家庭、“LGBT” (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

不少人将希望寄托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该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AI）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两大类。

国家卫健委曾设定以常住人口数、人口服务量比两类方法测算批准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应有的数量。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达498家。其中，北上广合计超90家，498家中绝大部分为公立医院。

但相比于2022年底，经批准的451家医疗机构，两年增加47家。

“辅助生殖行业准入牌照审批标准及审批周期明显提高，行业后进入者发展受限。辅助生殖行业牌照较为稀缺，顶尖公立医院供不应求，等位时间较长。”华金证券分析师周新明分析。

相对约5000万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国内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2022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也曾提到，国内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育手术。

有分析认为，收入增加使得对辅助生殖治疗费用承担能力提升,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具有明显的头部效应，患者对成功率的要求高于对服务质量要求。结合辅助生殖本身治疗周期长，综合因素加剧人口密集地区的辅助生殖机构火热程度。

微博上出现的“助孕”广告

据媒体报道，一些一线城市的试管婴儿手术，患者平均需排队半年甚至更久。

近年来，虽然资本也嗅到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蓝海”，并跑步进场、频频布局。但有专家预计，辅助生殖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在短期内仍难以调和，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这种背景下，代孕公司所承诺的“包成功、包性别”诱惑，让这个“地下产业”暗自运转。

“政府不允、法律未禁”，规制力度待加强

记者查询多部参考文献及公开报道发现，禁止代孕、仅允许志愿代孕（也称“利他主义代孕”）、允许志愿代孕和商业代孕，是目前国际上的三种官方态度。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历史悠久，其代孕立法大致经过全面禁止、自愿性代孕和酬金给付得以合法化的阶段。英国颁布的《人工授精胚胎法》中，代孕上升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法定手段，依法保障不孕者获得治疗并拥有孩子的权利。

美国各州均有其独立的法律系统，在代孕合法化问题上各州规定不一。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美国26个州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代孕行为甚至在加州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其他如新泽西州、华盛顿州对代孕行为呈有限放开的态度，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支持无偿型代孕。与新泽西州不同，华盛顿州并不认可代孕协议的效力。

在东南亚，因为地缘临近，前些年国内众多代孕公司或个人前往此地实施代孕。随着代孕丑闻的集中曝光，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开始对商业代孕实施监管。

以此前被称为“代孕之都”的泰国为例，2022年，泰国发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国际性丑闻，引起公众对涉及妇女剥削、人口贩卖以及代孕等相关法律模棱两可的关注。同年11月，泰国国家立法议会表决通过了《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草案）》。

该法完全禁止商业性代孕，规定任何人付费或者基于报酬而为他人代孕均属违法行为。正式生效后，标志着泰国开始步入依法规制代孕时期。

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中，“代孕之都”乌克兰被人熟知。

在乌克兰，商业代孕是合法生意。过去几年，不少外国夫妇来乌克兰寻找代孕妈妈。有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2年，乌克兰的代孕市场需求激增10倍。

以至于今年5月，外媒援引乌克兰当局消息，百名由代孕母亲所生的婴儿滞留在乌克兰，他们的外国父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而无法前来接他们。

我国一直禁止代孕。

现行有效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立法主要是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其中《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胚胎，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记者梳理发现，许多学者认为，目前关于代孕的法规有一定局限性。

一是规定文件的层级只停留在规章上，内容上也仅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限制且只简单涉及禁止代孕。

二是行政处罚力度疲软。根据2001年“两个办法”的规定，对医疗机构处罚的上限数额分别为“3万”和“1万”，对非医疗机构是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处罚上限也仅为“1万”。

公开报道中，有执法人员表示，违法成本过低,是导致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

记者暗访中也发现，多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直接表示，行政罚款他们交得起，就是怕“折腾”，最担心“实验室”被查封。专门针对同性群体提供代孕服务的“彩虹宝贝”工作人员透露，4月份被举报遭罚30万元后他们重新找个地方“开张”。

立法方面也并非没有任何动向。2022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

据公开报道，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

支持者称，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无保障的环境中,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还会让“失独者”再受打击。最终，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就此，法律出版社编辑张慧敏曾在澎湃新闻撰文指出，目前仅采用部门规章形式，法律效力较低；措施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规制力度不足；现行刑法难以对其适用，故而形成灰色地带，造成处罚漏洞。

代孕话题争议已久

2022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生不出二孩真烦恼》，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现的高龄女性难生育的局面抛出问题，一时引发对代孕能否放开的讨论。

在这篇报道中，学者观点交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他补充。

不久，时任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这被视为“代孕能否合法化”话题升温后，监管层向外传递的明确信号。

记者梳理发现，在如何看待国内代孕现象的观点交锋中，多位专家持应“疏堵结合”的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张克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代孕应当疏堵结合，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络信息安全等有关部门对代孕市场的乱象进行整顿。

但另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适度放开代孕，“考虑修改法律法规，对于缺乏生育能力的特定人群，由具备资质的机构来提供代孕服务，而不是所有机构一哄而上。”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廖建勋向澎湃新闻表示，代孕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可能由于代孕合同而产生欺诈的违法犯罪行为，代孕可能产生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以及监护权争议。“有的代孕母亲生了小孩之后，出于对小孩情感的依赖，不愿意把这小孩交给这个委托人。”

他觉得，私下找代孕的需求旺盛，从这个现象看，有必要对代孕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进一步对代孕话题开展研究和探讨，看是否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一定限度放开。

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降低为工具性的需求，本身就隐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此外，商业代孕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近年来多见的抚养权争夺问题。

樊民胜认为，纵观我国目前代孕市场和国外对代孕的态度，国内代孕不能“一刀切”，但也要反对商业代孕。国内目前存在大量不孕者和失独群体，出于对他们关怀的一方面，比较理想化的是已经生过孩子的人志愿为这部分人群代孕，给予与商业性代孕区分的补偿。（记者 秦山 实习生 范宁静 张轶帆 卢妍）

地下代孕市场调查②｜“卵妹”遭盘剥，代妈出事“钱会摆平”

澎湃新闻2022年9月9日讯 网上检索“代妈”、“卵妹”可出现网页小广告，留有联系方式招募。业内人士称，现在很少有中介去学校或者医院张贴小广告，与时俱进。

在不少校园小广告和社交平台角落里的招募公告中，“捐卵爱心志愿者”是对“卵妹”的指代。

“卵妹”就是地下代孕市场里的供卵者。以学历、长相身材等为标准，供卵者被明码标价，进入地下代孕市场的资源池，等待被客户“捞起”。“专科生五六万元、本科生七八万元，研究生九万到十万元。”有业内人士透露，供卵者获取的收益会被中介层层盘剥，到手的补偿金几乎只有客户偿付金额的一半。

取卵过程中，若操作不当，供卵者除了忍受疼痛，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严重者危及生命。

代孕妈妈则被称为“土壤”，经人工授精培养成的胚胎植入他们的子宫，由她们孕育出婴儿。她们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经过亲友熟人介绍怀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能拿到22万元至25万元的佣金，同样面临高风险。

“代妈难产致死亡，怀孕期间死亡，或者导致此后不育，跟客户没关系。”多家代孕公司负责人这样承诺，“钱会摆平”。

近日，澎湃新闻暗访调查了多家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国内虽禁止代孕活动，地下市场仍旧活跃，其中存在的乱象和风险不容忽视，“卵妹”、“代妈”的权益难以保障。

“卵源”

通过代孕中介机构的视频面试后，攥着收卵机构预定的机票，梁芳只身前往一个陌生城市。等拿到“捐卵”补偿，她可以用来补上家庭成员看病急用钱的缺口。

先是进医院全身体检，梁芳记不清具体的体检项目，只记得“抽了挺多血”。月经结束后，进入促排卵阶段，在实验室里，每天她都要接受检查、打针。

有时是臀部肌肉注射，有时是在腹部打肚皮针。

取卵当天，代孕机构派车接送。“车是封闭的，车窗都用黑布蒙着，看不到窗外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梁芳回忆，手术前期准备时间较长，但真正取卵时间短暂。“痛感微弱，没感觉有大的异样。”她说。

取完卵，梁芳回看四周，觉得“诊所”环境比她老家的公立医院要好得多，设备崭新而齐全。顺利的话，她的卵子将会与代孕市场中的一位客户精子结合，最终诞生一个婴儿。

客户看重“卵源”的质量。

上海一家代孕公司提供的卖卵女孩促排卵流程图。

记者调查中，多家代孕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供卵者多来自大中专院校，也有少量高中生。“质量好坏”决定价格高低，主要表现在学历、长相身材、家庭背景等信息。

代孕公司“彩虹宝贝”负责人陈浩透露，一般“卵源”行情均价为专科生五六万元、本科生七八万元，研究生九到十万元。长得好看或学校是重点高校还会上浮一两万元。

但具体到每一个供卵者头上，行情只是参考价，成交价取决于客户挑选的意愿，“对眼”就会花高价。“毕竟与孩子的基因有关。”陈浩称。

“学历二本以上，双眼皮，身高165cm以上，皮肤白皙，无不良嗜好。”记者提出这样的条件后，几家代孕公司很快发来了二三十个供卵者的信息，报价从5万元到10万元不等。报价最高的供卵者的信息显示，身高170cm，体重56kg，20岁，长相甜美，是湖南某二本高校学生。“希望能更早自立且帮助有需要家庭。”捐卵原因一行写到。

“很多信息是假的，需要见面核查。”代孕机构“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的薛尉说，有时候并不是他们代孕公司或者联系供卵者的中介作假，而是供卵者本人，所以需要见面。

与以前经常出现在校园或医院中的“小广告”不同，现在发布寻募捐卵女孩的信息多出现在微博、知乎、豆瓣等线上社交平台及社群的角落。

一家名叫“初心”的助孕机构更是搭建了专属的招聘网站。

记者以欲捐卵为由咨询，该机构招聘捐卵志愿者的井姓业务负责人很快发来11条对赠卵项目志愿者的生理要求。除了年龄、身高等基础条件，还包括会影响女性生理周期的信息。

“国家号召的是无偿志愿者，确实找不到，只能招募‘有偿志愿者’。”他称。

当记者转向咨询其“捐卵志愿者”的报酬时，该负责人更正了记者的说辞：“公司和志愿者是不产生商业行为的，补偿金不是我给，而是客户给。”

井姓负责人称，国家规定试管婴儿项目只允许招募无偿志愿者，但可以补贴适当的路费、务工费，因此他们将支付给供卵者的费用称之为补偿金，“实际上是钻了法律文字上的漏洞”。

专门有中介寻觅供卵者，将“资源”卖给代孕公司，从中赚取介绍费，中介的负责人常被叫作“经纪人”。

根据掌握“资源”的多少，有大中介，也有小中介。小中介多在校园、医院或网上发布招收“捐卵志愿者”的信息，掌握最原始资源。“很多小中介本身就是校园中的女孩，捐卵后介绍同学参与其中。”一名业内人士称。

代孕公司从卖卵女孩中介处获得资料，批量发送给客户挑选，如果挑中，则可进行下一步面谈。

从小中介收到资源后，大中介直接对接国内各大代孕公司，将“新货”更新在“资源池”，供代孕公司挑选。

资源流转的同时，卵妹的身价上涨，但最终到手的补偿金被层层盘剥。

薛尉称，进入供卵者与客户当面交流环节时，往往已经过多层中介和代孕公司加价，一层中介会从中抽取1到2万元，到供卵者手里的钱一般只有报价的60%。陈浩则根据经验判断，供卵者拿到手的费用不会到一半，“比如卖给客户10万块钱，女孩顶多拿到3万到4万块钱”。

“客户对卵源要求越高，意味着等待的时间越久。”陈浩称，这些年，随着对捐卵危害的曝光度提升，获取“卵源”的成本上升，“越是文化水平高的卵妹，越难找”。

在客户相中供卵者后，代孕公司便会根据其体检情况出“促排方案”。

代孕公司向客户展示的其中一位卖卵女孩资料。

促排方案又分长方案、短方案、拮抗剂方案、微刺激方案、黄体期促排、自然周期取卵等。有些方案，促排卵前需要上一个月经周期后的第21天打降调针或服用其他药物。一般在月经期间第2-5天促排卵，该过程需要10-15天，期间每隔两三天，需要抽血检查激素和B超检查卵泡大小与数量。

取卵后，在器皿内培养，卵子受精后，培养形成早期胚胎。最后再移植到代妈子宫内着床，最终发育成胎儿。

取卵、培育、移植胚胎整个过程都在代孕公司设立的“实验室”由医生完成，实验室颇为神秘，澎湃新闻暗访过程中，几家代孕公司都表示不会带客户看“实验室”。

代孕公司“精因宝贝”负责人“庄总”称，“实验室”都是按照三甲医院的标准建设，里边的医生主要有三种，出促排方案、取卵、培育及移植胚胎，都是广州大型公立医院的生殖医生做。

其刘姓助理私下向记者透露，每年他们公司要给这些医院来做“私活”的医生每人300多万元，这些都是公司的核心机密。

一些招募代妈、卖卵女孩的中介会在QQ群、微博、贴吧、论坛等平台发布信息。

“土壤”

受疫情影响，在生意资金紧缺的关头，31岁的贝贝在网上看到了招聘“爱心妈妈”的广告。中介称，需要去代孕机构所在的地方集中式管理。

担心受骗、卫生条件无法保证，贝贝决定成为一名独立“代妈”。

和贝贝一样，为赚取佣金，代孕市场中少部分代妈独立做，更多没资源和“门路”的代妈则是在中介的推荐下“卖身”给代孕公司，成为他们的“土壤”。

陈浩透露，一般经营代妈资源的中介会获取1至2万元的介绍费，但也会根据市场供需关系上浮或下调。

陈浩称，年初一万元从中介手里“买”来一个代妈，年中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万元，年底就是三万起，他所在公司曾经最高支付过五万元。

这些钱最终都会加到客户的套餐里。

记者调查发现，代妈多为来自偏远地区农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妇女。每一家公司对于代妈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总体要求年龄不能偏大，有过生育记录但不能是剖腹产。

招募时公司会进行抽血检查、妇科检查、B超观察子宫形态和内膜厚度，如果达不到标准，公司也会出相应的路费和补偿。

关于代妈的佣金，通常分为一次性补偿、每月工资、基本补助三块。一次性补偿，与客户分期支付代孕套餐费用同步。

在代孕机构“子嗣传承”，在胎儿着床3个月、5个月、7个月、婴儿健康交接几个阶段向代妈分期支付一次性补偿，通常十月怀胎生下健康婴儿，代妈会拿到22万元到25万的佣金。

“彩虹宝贝”分阶段给代妈17万元的补偿费，每个月再发2000元工资，在代妈身上打一针，补助5000元。

网上一家名为“初心”的助孕机构搭建专属招聘网站，招募卖卵女孩。

移植胚胎后，代孕公司便会找地方集中安置代妈。

在深圳市龙华区莱猛水榭春天二期的一栋居民楼上，记者见到了薛尉公司的其中一处“后勤基地”。

在这里，四个孕妈挺着肚子生活在一起，她们互不相识，因为代孕聚在一起，有阿姨专门照顾她们的饮食起居。

为了躲避监管，防止目标过大，被“一锅端”，代孕公司会在不同地方租下房子，根据怀孕周期搭配代妈，“不能都是大肚子，太明显”。薛尉所在公司100多人的规模，专门下设有“后勤部”，负责代妈的起居、送医检查等事宜。

在广州黄埔区中海誉城北苑的一栋居民楼内，“精因宝贝”在此安置有两名代妈。

公司一名刘姓助理介绍，在黄埔区和增城区，他们公司租下多个房子安置代妈。为了躲避监管，一处房子租个一年，就要换，“哪怕租期没到，损失些钱”。

一名张姓代妈今年25岁，怀孕3个月，来自四川西昌，家里只有老公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我们那边很多人都在做这种事。”张姓代妈通过亲戚的介绍入行。

另一名27岁的黄姓代妈来自云南文山，挺着大肚子在房间内慢慢挪着步子。还有十几天，她就可以分娩。这也是她第二次代孕，第一次子宫内膜不过关，没有怀成。

在与记者交谈中，两名代妈均表示吃得好、住得好，公司对他们很好。

但曾在代孕公司做过代妈的路路向记者透露，机构起初会描绘做代妈有多么多么好，但实际怀上后会吃回扣及限制代妈人身自由。

疫情期间路路开的养生店赔了，她边联系有代孕需求的客户，一边兼职刷单、招工。在家庭责任的重压下，路路对代孕没有什么忌讳，她主动向单身想要孩子的男客户提出可以用自己的卵子，要比普通代妈22万元左右的市场价多出至少8万元。

这种既供卵又代孕的方式，除了利益互换之外，还夹杂着血缘至亲的复杂情感。当记者问及她是否可以做到与和孩子永不见面时，她笃定地说，“肯定是再不见面的呀。”

路路承认生孩子后有不舍，但她暗暗告诉自己，只当负责引领一个生命来到世间。

代孕公司出具的供卵志愿者体检项目，自称卖卵女孩由专门的中介公司或中介个人提供，他们不赚钱差价。

危害

在与代孕公司的接触中，负责人均表示，供卵者促排、取卵及代妈怀孕分娩过程中发生风险的概率很低，他们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与客户无关。

一位捐卵中介也向记者称，“捐卵”对女性的伤害为药物刺激，会出现腹水，建议捐卵后买瓶脉动或橙汁，补取维生素的同时多利尿，问题就能轻松解决。

针对这些说法，相关医学专家给出了不同答案。

“取卵手术对专业要求极高，必须保证取卵的环境是无菌、无尘、恒温、恒湿，如果达不到操作标准就容易发生术后感染。另外，有些黑中介甚至不上麻药直接取卵，结果只能是‘痛到虚脱’。”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医生邹世恩介绍。

他解释，正常女性在1个月经周期里，只有1个卵泡会发展成熟。而注射促排卵针，或者服用促排卵药物，会让其他已经停止生长的卵泡继续生长，这个过程大约是7-12天。正常的辅助生殖只会取8到15个左右的卵，“卵子黑市”往往和商业利益挂钩，以“掠夺式”的方式取卵，恨不得一次取二三十个甚至更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会采取加大用药剂量的方式，滥用促排卵药，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OHSS主要临床表现为卵巢囊性增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体液积聚于组织间隙，引起腹腔积液、胸腔积液，伴局部或全身水肿，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记者查询发现，2019年10月，有媒体曝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诊了一名18岁却多次取卵的少女小雅。

因腹胀、腹痛就诊后，医生根据其症状和各种检查结果显示，她患有严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卵巢大小是正常女性卵巢的4倍。腹腔内出血，导致了出血性休克症状和部分卵巢组织坏死等严重并发症。

经过医生积极救治，小雅最终保住了性命，但是由于部分卵巢组织出坏死需切除，可能影响她以后的生育功能。

中介招募卖卵女孩时会列出一些必要条件，要求填写。在给客户挑选的过程中，信息可能作假。

至于代妈怀孕和分娩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害，2017年，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遗传与生殖研究所副主任医师邓华丽与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黄国宁共同发表的论文介绍，代妈提供的不仅是子宫，怀孕及分娩过程中母体可能出现相应的身体变化，甚至可能出现并发症，是对代孕母亲身体的伤害和生命的考验。

文章介绍，为确保代孕成功率,通常会移植多枚胚胎,多胎率上升,妊娠并发症显著增加。

研究表明,多胎致子宫容积过大、宫缩无力、大出血几率明显增高；代孕者前置胎盘及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分别是普通孕妇的2至6倍,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先兆性子痫、胆汁淤积、妊娠剧吐、静脉血栓栓塞等的发生率较普通孕妇也明显增高。

此外，为了确保孩子的健康出生,代孕母亲多数被迫接受剖腹产,增加了再怀孕时子宫破裂等风险；由于代孕者非本身自然怀孕,故通常需要使用药物或激素来维持妊娠,即便如此,出现流产、早产的风险还是比正常孕妇更高,并且所使用的药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副作用。

“代妈难产致死亡，怀孕期间死亡，或者导致此后不育，跟客户没关系。”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均承诺，不要因此担心。

陈浩透露，此前他们就有个代妈分娩后不能再生育，他们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补偿。

澎湃新闻记者 秦山 实习生 范宁静 张轶帆 卢妍

地下代孕市场调查①｜疫期订单增加，88万“包成功包性别”

澎湃新闻2022年9月9日讯 “一个肾移位，两个先天性心脏病，三个早产。”陈浩掰着指头列举他所在代孕公司去年100多例代孕所生孩子中的“失败品”。在这之前，他们还遇到过肛门闭锁、少了一个肾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诞生，意味着“交易失败”。客户几乎不会接受孩子，也不会支付尾款，孩子则会被代孕机构作其他安排。

代孕在国内并不被允许，需求和利益促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地下产业。代孕产业链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他们或为追求利益、或有真实需求、或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则是被制造出来的“商品”，可选择性别、单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则可能被抛弃。

2022年8月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暗访广州、深圳等地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业内称“卵妹”）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

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这些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则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

“包成功、包性别”背后的巨大利益

8月25日上午，广东深圳市龙华区星河WORLD二期D栋911室。

薛尉滑动手机屏，翻看着各个微信工作群及私信他的人。消息太多，显示消息未读的红色小圆圈从上到下挂满了屏幕。

私信他的基本是咨询代孕的客户。“工作群”内则有薛尉、后勤工作人员、代孕妈妈等，如果顺利，每一个“工作群”背后都将诞生一个代孕婴儿。

代孕公司与客户签订协议后，会搭建工作群，客户、代孕公司后勤人员、医生等人，负责点对点解决问题。

涉足代孕市场12年，薛尉创建的“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自称主要为国内有代孕需求的客户对接海外生殖医院，提供代孕服务；2008年创立至今，累计为8000多户家庭服务，成功诞下超1万名健康婴儿。

“子嗣传承”建立了月子会所，里面安放有十余名代孕婴儿。

细谈后，薛尉坦承，大部分号称海外代孕的中介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公司营业范围也都是“虚”的，几乎都在国内开展代孕。今年因为疫情，原本有海外业务的，更是转战国内市场。

“可包性别，可包成功。”薛尉提供的协议有58万元和88万元两种套餐，均承诺客户2年内可抱到一名健康男婴。前者便宜30万元，不包成功，意味着代孕一次不成功，重启流程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代孕因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运用而生，很多时候被直接比做“借腹生子”。

其中一家代孕公司提供的代孕流程图

业内人士介绍，代孕可细分为三种：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孕育；二是仅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妈孕育；三是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进行异质人工授精后，由代孕妈妈孕育。

常见的为第二种，客户提供健康精子，代孕公司为其觅得卵源，培育胚胎后植入选定的代孕妈妈体内，从而达到“借腹生子”的目的。

国内代孕基本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指在体外受精技术的基础上，对配子或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检测其是否有遗传缺陷，选择未见异常的胚胎植入子宫的技术。其技术上的“基因筛查、性别选择”被代孕公司拿来做噱头，客户可选择婴儿性别、单胎或双胎。

“价高了。”在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的保利克洛维·中景大厦B座，代孕公司“优孕行”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蔡德亮在听完“子嗣传承”的套餐报价后直言。

“优孕行”的标语为“爱从生命孕育开始”，自称一年在国内做了200多例代孕。

他向记者提供的“咨询委托服务协议”显示，如果选择“包成功”套餐，费用70.8万元，保证三年内抱到一个婴儿。“优孕行”负责联系第三方供卵机构，并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第三方供卵候选人，寻找到生理条件适合的代孕妈妈后，进行胚胎移植。

70.8万元的套餐在不同阶段分期支付，协议签订当天支付7.8万元，开启流程。随后在挑选卵妹、开启促排卵周期、开启代孕妈妈选择环节、HCG验孕成功、验孕确认胎心、代孕妈妈怀孕4个月、新生儿出生当天等阶段分期支付其余套餐费。

但如果代孕妈妈所怀为双胞胎甚至多胞胎，需额外支付10万元，用于代孕妈妈补偿、医疗保健等费用；若早产，保育费用也需要客户承担；若实施剖腹产手术，客户需额外支付3万元，用于支付手术、治疗费用、代孕妈妈补偿。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从事代孕中介生意的公司所提供套餐基本均宣称可“包成功，包性别”，同时也有“不包成功”的套餐可供选择，几种套餐价格从50余万元到百万元出头不等。

“不包成功”的套餐每重启一个试管周期，需要支付10至20万元左右的费用，“包成功”的客户可以不限次促排、取卵、取精、移植，直至代孕妈妈顺利怀孕并生下婴儿。

“精因宝贝”提供的协议书上包含了多种基础套餐，主要分为“包成功、不包成功”两种。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后，也对地下代孕产业产生影响。

多家代孕公司表示，疫情出现后，原先一些指望在海外做代孕的潜在客户和代孕公司纷纷转向国内，从4月业务订单增幅明显。以“子嗣传承”为例，工作人员称，从4月份到现在，4个月的订单超400例，占到去年全年的近70%，每个月还有大量意向单在谈。

与此同时，行业内竞争也在加剧，不惜大幅度降价抢客户挖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圈内人都已习以为常。为了给客户留下更好的服务印象，“专车接送”到公司考察已成普遍现象。

随之“水涨船高”的还有捐卵补偿金和支付给代孕妈妈的佣金。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代孕妈妈的佣金总价整体涨了一两万元，随着代孕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增，很多代孕公司改变单纯依赖专门的中介去“获客”的思路，公司派专人招募代孕妈妈，组建自己的“资源池”。

背后是高额的利润驱使。

薛尉透露，去年他们公司营业额破亿，但利润不方便透露。陈浩则坦承，七八十万元的订单，他们能获得二三十万元的利润，有时候甚至比这还高。

同性群体代孕市场

“我们家小哥哥都会玩抖音了，好像已经发过好几个抖音了，全程是自己完成的。”爸爸群中，男同性恋“李先生”分享着自家宝宝的“新技能”。

孩子与他并无血缘关系，是另一半“季先生”找到专门从事代孕的中介公司所生。

“季先生”称，两人一直想要个孩子，与其共同成长，也让父母享受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作为同性恋，他们觉得“亏欠了父母”。

不能生，却又想要孩子。除了因无法生育或失独产生的需求，部分同性恋者也通过代孕实现抱孩子的愿望，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更是出现专门从事同性恋群体代孕的中介公司。

今年4月底，一家在广州专门为同性恋群体做代孕的公司——“彩虹宝贝”被举报，当地卫健委随后介入调查。

“彩虹宝贝”代孕公司一位助理称，公司营业资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事发4个月后的8月27日上午，在广州市天河区隆德大厦B座2802室，自称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陈浩向记者介绍公司运作代孕的流程。助理“老贰”解释称，此前因举报被查处的办公地址不再使用，罚了30万元，换个地方重操旧业，“这东西你禁止不了”。

陈浩介绍，2015年“彩虹宝贝”成立至今，他们已经为400多例客户“借腹生子”。客户中90%左右是男同性恋，3%至5%为女同性恋。

套餐总价75万元，交付定金5万元，到婴儿健康交接时交完最后一笔尾款20万元。“如果代妈为剖宫产、双胎则需要另加补偿。”陈浩说。

“从胚胎转移到代妈体内当天开始计算，两年内可以交付健康的婴儿。”助理“老贰”向记者出示的客户协议上写道。

让有了孩子的同性恋“爸爸”在微信群内互相探讨，答疑解惑，在陈浩看来是最好的广告。“彩虹宝贝”在国内运营有多个此类微信群，客户也几乎都来自客户间的介绍。

“老贰”邀请记者加入的“上海爸爸群”、“亲家来了”两个微信群聊中，群成员均为在“彩虹宝贝”代孕成功的男同性恋者。

记者加入的男同性恋群体代孕群。群中成员都是代孕生子的“爸爸”。

“我们家的开始学走路了，有时候摔得真是心疼”，“多让孩子爬，站着围栏走”，他们彼此分享着自家孩子的日常，交流孩子每个阶段会遇到的问题。

“彩虹宝贝”的男同性恋客户中，目前有多个孩子正在代孕中，8月29日上午，其中有两位客户的孩子从医院转出，准备交接。

同为男同性恋，山东潍坊的马欢作为家中独子，考虑到传宗接代，两年前通过代孕，有了自己的儿子。

2022年，马欢在网上看见有人在乌克兰代孕被骗，坚定了他在国内代孕的决心。整个代孕过程他花了近70万元，其中买卵花了7万元，与代孕机构签合同交了60万元，杂七杂八的体检花了一两万元。

除了已经实施代孕的同性恋群体，还有一部分“潜在顾客”正在观望。

24岁的女同性恋者李瑶和现在的伴侣相识后经常讨论未来要孩子的话题，“可能因为自己是学设计的，我认为孩子就像自己的一件作品”。

为更好了解代孕，李瑶经常会浏览有关代孕的信息以及同为“LGBT”(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朋友的代孕成功经历。考虑到国内代孕不合法，她计划去国外代孕，购买精子后和自己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最后找代孕妈妈帮忙生下孩子。

“订单量都是逐年上升。”陈浩透露，公司之所以专门做针对同性群体的代孕，就是看中了潜在的市场需求。

据第一财经报道，尽管学界和调研机构没有就总人口中的同性恋比例达成一致，但5%左右可能是比例的下限。照此计算，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可达7000万，半数为女性。

而中国最大“同志”社交软件、主要用户是男同性恋的“Blued”所发布的《2022Blued大数据白皮书》显示，有40%的男同性恋考虑未来到海外接受代孕服务。

给孩子上户：“假结婚”、打点医院关系

通过代孕生的孩子如何上户口？澎湃新闻暗访中，几家代孕公司明确表示，可以与医院合作，“蒙混过关”生下孩子，根据客户需求协助上户。

根据几家代孕公司的介绍，代孕婴儿上户问题，通常有几种主要解决方案。

一种是代孕妈妈即将分娩前，代孕公司首先安排客户和另一名女子假结婚。安排代孕妈妈前往私立或公立医院分娩，但是登记、建档的信息却是和客户假结婚的女子。打点关系后，院方不去核查登记信息是否和分娩女子一致，最终出具登记有与客户假结婚女子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户后，客户再与女子离婚。

几家代孕公司称，客户可以自己找人假结婚，公司也可以帮忙找，但需要支付1万元左右的补偿金。“女方年龄不能太大，年龄小的对方又不愿意做。”薛尉称。

而更为直接的，用假身份证登记产妇信息，获取《出生医学证明》。

数份裁判文书显示，有代孕妈妈分娩后使用假身份证等方式，用他人信息登记产妇信息、更换《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生母名字，从而将孩子户口登记到需求方名下。一例刑事判决中，三名医生明知新生儿的母亲信息失实，仍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并收受贿赂。

此外，代孕公司也会根据婴儿上户的特殊情况“钻空子”。

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介绍，作为婴儿父亲的客户，与孩子做一个司法亲子鉴定，再到户籍所在地谎称“没结婚，但孩子母亲跑了”，可实现随父一方上户。这种情况在男同性恋客户中受到欢迎。

为了方便给代孕婴儿上户，有的代孕机构会与医院打点好“关系”，专门合作。

薛尉称，公立医院操作起来有风险，代孕公司大多都会选择与私立医院合作。如他们公司在深圳主要与“深圳仁合医院、深圳同仁妇产医院”合作，前者分娩数量占到其公司深圳订单的百分之七八十；在广州与“广州女子医院”合作，在东莞与“东莞玛丽亚妇产医院、东莞维多利亚妇儿医院”合作。

“子嗣传承”自称与深圳仁合医院深度合作，深圳代妈的七八成在此“蒙混过关”分娩。

为验证“关系可靠”，在“深圳仁合医院”的产科病区，薛尉带记者见到了8月18日入院，刚在此分娩的一位龚姓代孕妈妈。其身旁躺着的一名6斤重男婴，为深圳一名客户所要孩子。

当记者询问产科一位值班医生，建档信息是否也为龚女士时，对方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优孕行”，蔡德亮则向记者提供多份代孕妈妈在“珠海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分娩的诊疗单据，称公司多在该医院完成最后一步的分娩，打点关系后医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婴儿上户操作步骤与前述方法一致。“合作协议肯定都是私下签的，不能看。”

陈浩则介绍，“彩虹宝贝”主要和广州两家民营医院“广州女子医院、广州玛莱妇产医院”以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三家公立医院合作。

他解释，私立医院可以“浑水摸鱼”，给孩子分娩，但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凡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病例，就不敢接。如孕妈早产、大出血、高血压等紧急情况，医术上公立医院更值得信赖，“有关系”，医院就会优先安排手术。

婴儿在公立医院出生后，医院不敢“碰红线”，违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这时候就需要“套”一个出生医学证明。

他举例，一些如婚外情出生的孩子，父母双方不敢给婴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这时候，就有专门的中介收走这个证明，卖给代孕公司，公司用客户所提供的女子信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补上缺口。

与上述三家代孕公司不同，代孕公司“精因宝贝”直言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公立医院分娩并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精因宝贝”展示，违规分娩后为婴儿办理的多份出生医学证明。所登记的婴儿母亲来自河南、湖南等地。

该公司的“庄总”透露，“精因宝贝”的联合创始人“于总”从卫生系统出来，有资源与公立医院合作，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浦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

他向记者展示了代孕妈妈在前述三家医院检查、住院分娩的诊疗资料，称“做了很久，都不会追查”。

地下代孕乱象

记者调查中，对于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并不愿多提及，只是称“没有绝对的安全”。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代孕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地下产业”，代孕公司很难做到100%的真实和透明。其中最多存在的是对客户的“欺诈”，主要为“换卵”和“隐瞒婴儿患疾”两方面。

“寻找合适卵妹过程中，60%的公司会做更换卵妹的事情。”陈浩称，客户面试相中供卵者后，代孕公司会将价钱高的更换为价低的，等到孩子已经怀上甚至分娩，客户也不可能不要，“毕竟是他的儿子，只不过母亲不一样”。

“换卵”中，代孕公司为了让客户放心，会事先给客户已经相中的供卵者拍摄打针和取卵的视频，通知客户要取卵时将该视频发给他，但实际进“实验室”的可能是其他女孩。

这一“偷天换日”的操作被叫作“代面试”，就像替代考试一样，代孕公司向面试女孩支付2千到2万元不等的“面试费用”。

“你可以事先剪一段卵妹毛发，等婴儿稍微成型后抽血检测，是否为同一卵源。”“庄总”提供了一种防止换卵的验证方式。

此外，之前代孕市场还存在实验室混乱管理，导致代孕所生婴儿非亲生的荒唐现象。一些代孕公司为了取得信任，在协议上往往写道，客户有权利在婴儿8周后通过代妈外周血或抽取羊水、绒毛等方式确定怀孕中的胎儿是否亲生。

“隐瞒婴儿患疾”也是代孕市场中存在的乱象。

有代孕公司中介人员称，一些代孕公司在婴儿孕育过程中发现存在健康问题，为避免损失，会向客户隐瞒病情，或者提供一张完全健康的报告。客户得到孩子几周或者几个月后，一些疾病便会显现，但此时代孕公司不会认账。

出现纠纷后，代孕公司和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被认定为无效，客户只能吃“哑巴亏”。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5月由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中，一对夫妇支付74万余元在一家名为“孕生国际”的代孕公司抱得婴儿后发现孩子听力弱，故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已支付费用。

代孕公司负责人则辩称，孩子在领走时健康，否则不会被带走，并出具了《领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所签《代孕协议》明显出于牟利之目的，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故该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最终驳回了前述夫妇的诉请。

另外一方面，即使经过基因筛查，代孕公司主观上没有隐瞒婴儿患疾，代孕仍可能诞生“不健康婴儿”。

“子嗣传承”出具的协议书提到“胚胎遗传病的筛查和诊断，并非能100%确保所孕育的新生胎儿就会维持正常健康”。

陈浩则透露，去年他们公司做了差不多100例代孕，生下的孩子中有一个肾移位，两个先天性心脏病，早产的有三例。在这之前，他们还遇到过肛门闭锁、少了一个肾的孩子。

客户未如愿以偿抱到健康孩子，交易失败后孩子如何安排，陈浩三缄其口，不愿多说。

做了这么多案例，一起脑瘫儿案例让陈浩记忆深刻。

一名客户代孕生下的孩子有7斤重，生下来后孩子不会哭，后来才发现医院在分娩时出现了医疗事故：孩子出生时被脐带死死缠住，打了结，代妈又不愿意选择剖腹产。护士一直往出拉，孩子大脑出现了缺氧，导致脑瘫。

客人起初不愿意要孩子，“彩虹宝贝”把钱全部退给他，对方起初不收，后来“边哭边带走了孩子”。

也有客户临时反悔不要孩子。

厦门一位男同性恋客户交了钱，但孩子即将出生时，客户因为和“另一半”分手，反悔不愿再要孩子，直接消失。没办法，陈浩他们最终将孩子送给他人。

“反悔要早点说，我们都会早点在肚子里弄掉孩子。”陈浩如此说。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朱莹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澎湃新闻